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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桩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灭门惨案，一户普通农家一家三口遇害，其中包含一名十五岁的女孩。
同村的谭修义被推到风口浪尖，被指控强奸女孩之后，接连杀害一家三口。
两度被法院判处死缓，二十多年间他不停上诉申诉，在高墙之内耗掉人生最好的年华，直到将近 29 年之后，才拿到那份迟来的无罪判决书。
很多人看到这个结果，第一反应是难以理解：
案子闹得这么大，人关了将近三十年，怎么最后就无罪了？
这里要先厘清一个关键点，宣告无罪不等于找到了真凶，而是现有全部证据，达不到法律定罪的标准，不能认定是他干的。
回到案发的 1993 年，刑侦技术远不如现在发达。
当年锁定谭修义的理由，仅仅是受害女孩前一晚曾在他家借宿。
顺着这条线索，谭修义被列为嫌疑人，从此命运彻底改写。
翻看卷宗，这起命案的证据链，处处都是漏洞。
现场没有能够锁定他的直接物证，没有匹配的指纹，没有对应的生物痕迹，关键作案凶器缺失，现场血迹也只能做种类比对，无法唯一指向谭修义。
能够拿来定罪的核心，只有他的有罪供述。
可这份口供本身疑点重重。
经鉴定，部分讯问笔录上的签名，并不是谭修义本人书写。
口供内容还出现典型的 “先证后供” 现象。
侦查机关先掌握现场勘查、尸检报告信息，嫌疑人的供述才慢慢贴合案情。
口供多处细节，和尸体检验、证人证言对不上，前后反复矛盾，翻供多次，无法作为可靠的定罪依据。
就是这样漏洞百出的证据，1999 年、2002 年，法院两次作出死缓判决。
所谓死缓，在当年的部分重大疑难案件里，是一种 “留有余地” 的处理方式：
觉得案子疑点重重，不敢直接判死刑立即执行，但舆论压力、命案必破的现实摆在眼前，又不敢直接放人，
于是折中选择死缓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疑罪从轻。
看上去好像两边都兼顾了，既回应了被害人家属的悲痛，又留下一条人命，可代价，是把一个普通人的一生押上赌桌。
谭修义不认罪，在漫长羁押岁月里，一遍一遍写申诉材料，一次次递交，一次次被驳回。
高墙之内一万多个日夜，外面的世界斗转星移，而他被困在这桩悬案里，看不到出头之日。
02
谭修义案并不是孤例。
回望过去，国内多起平反的重大冤错案件，都有着相似的剧本。
聂树斌案，没有直接客观物证，依靠口供定罪，被执行死刑多年之后才宣告无罪；
浙江张氏叔侄，仅仅因为顺路搭载女被害人，被认定奸杀，分别判处死缓和无期，坐了十年牢，等到真凶落网才得以平反；
呼格吉勒图案，同样口供不稳定，血型鉴定不具备唯一排他性，悲剧已经酿成，多年之后才平反昭雪。
这些案件共同的教训，就是口供不能当铁证，“疑罪从轻” 本质是一种危险的妥协。
很多普通人会有朴素想法：
虽然证据不全，但感觉很像他干的，那从轻判一点总没错。
可现实是，法律定罪不能靠感觉、靠怀疑、靠情理推断。
刑事诉讼有一条硬性底线，定罪必须做到证据确实充分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，只要疑点无法排除，就应当疑罪从无，而不是降格定罪。
疑罪从轻，看似折中，实则埋下巨大隐患。
一旦把怀疑当成事实，就可能毁掉一个人和整个家庭。
一旦判决生效，翻案的门槛会变得无比艰难。
想要推翻一份生效多年的判决，往往要经历漫长的申诉，要最高检出手抗诉，层层复查，才有可能迎来转机。
谭修义的转机，来自河南省检察院复查，提请最高检抗诉。
2022 年最高检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，指令河南高院重新审理，最终撤销全部有罪判决，宣告谭修义无罪。
此时他已经被羁押 10683 天，接近二十九年。
后来谭修义申请国家赔偿，拿到七百多万元赔偿款。
金钱可以补偿失去自由的损失，却买不回被消耗的人生。
而另一边，当年惨遭灭门的受害家庭，悲剧依旧没有落幕，真凶至今没有归案，逝去的三条生命，依旧等待真相。
这也是这类平反案件最让人唏嘘的地方，平反昭雪，只是纠正错判，并不能直接告慰受害者，两份沉重的遗憾同时摆在现实面前。
03
时代在往前走，司法理念也在迭代。
过去 “疑罪从轻” 的旧思路，正在被 “疑罪从无” 的原则彻底取代。
很多人会问，如果疑罪从无，会不会放走坏人？
法律给出的答案是：
错放一个坏人，伤害的是社会秩序；错判一个无辜者，毁掉的是一个人的一生，更是整个司法公信力。
宁可放过存疑之人，也不能冤枉无辜者，这不是纵容犯罪，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保护，因为我们每个人，都有可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。
谭修义的无罪判决，是法治纠错的一次进步，但这份进步，代价太过沉重。
这起案件提醒我们，司法的终极目标，不单单是抓到凶手、告慰受害者，更要守住程序正义，守住证据底线。
正义不该迟到，更不该以毁掉普通人一生为代价，才姗姗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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